中国商人在南非
|
|
序
我们是一群生活在南非的中国小商人，十二年前拎一只旅行袋跨出国门。
我们这群人来南非前，连约翰内斯堡这个城市的英文单词都拼不全，住在休布罗区的公寓里，却不知道谁刚当选了非国大（非洲国民大会）的领袖？不知道什么是种族隔离制？不知道那时联合国正在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我们只知道要到南非这个盛产黄金和钻石之地打拼赚钱。
十二年过去了。
我们现在知道一些了！
我们知道了南非有五位人士得了诺贝尔奖（四位和平奖—曼德拉、屠图、德克勒科，两位文学奖—库切、戈蒂默），也知道了开普敦大学乔治教授，2004年获得世界最高数学奖Templeton奖，获得奖金南非币1000万，教授把奖金的一半捐给非赢利研究机构，另一半成立基金支持自己的课题研究，并立下遗嘱未用完的基金全部留给开普敦大学。
我们知道了喜欢念莎士比亚诗句的总统穆白吉终于在第三次不分种族大选前对全国艾滋病人发放了免费药，也知道了善于搞笑的财政部长马纽2004年出台了一部“真是他妈的好预算！”，还知道了近几年来储备银行行长博维尼在维持南非币值坚挺上深得中国进口商们的爱戴。
我们知道了年轻的南非网络富翁有钱后花2000万美元去太空兜了一圈，南非人ELS在世界高尔夫名人榜上一直排名第三，2003年奥斯卡影后，查理.塞隆住的小镇贝诺尼就在约翰内斯堡，那是我们卖货常去的地方。
我们很爱南非，毕竟她把我们从摆摊的苦水里拉了出来，我们也恨南非，她让我们变懒惰，我们只要开店、搬砖头、跑推销，会讲“how much?”就可以生活的舒舒服服，我们也感谢南非，经过那么多事，我们终于学会了心平气和，懂得了逆来顺受。
我们和国内人已经有些距离了。我们听不懂国内人说的“注意力经济”、“软/硬着落”、“过渡性的杂种”、“桶里的青蛙”、“3G、ERP、IPO、B TO C、”，我们不知道谁是柳传志？谁是牟其中？谁又是厉以宁？我们不明白写几份商业计划，凑几个数字，补交点税，就可能拉到风险资金、创投或上市？我们也不太相信一个业主能从国家银行贷款到7千多万人民币？所以，在与“商业领袖”的朋友及欧美海龟的饭局中我们搭不上话，插不上嘴，只能默默地低头扒饭。
讲话没我们的份，插嘴不可以，听说现在可以“博客”。
于是，在当今人人都可以“博客”的形势下，我们中间的我，一个在南非卧底卧了十二年的小商人，也有点熬不住了，赶紧把这十二年中我们经历的事透露点出来，看看能不能“博客”一下？
一．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
一本书里写道：“一进纽约，你就忍不住想钱。”而你进了约翰内斯堡，听到的和看到的全与黄金有关。黄金博物馆、黄金加工中心、黄金城、黄金地下矿、连约翰内斯堡的昵称Egoli的意思也是“黄金之地”。
那就让我们赶快动手挖金子吧！可金子在哪儿呢？
约翰内斯堡地底下的黄金还是有的，据说已是块鸡肋，专业人士估算过采挖黄金的设备和人工的费用将超过挖出来的黄金价值。一直以来，约翰内斯堡地底下的黄金和南非国家建设有关，和各国外来入侵者有关、和当地的矿工有关，也和19世纪初中国的劳工有关，但和90年后来南非的中国移民无关。
至今仍有近十万名新老中国移民在约翰内斯堡挖黄金，而他们挖的黄金是从“那只看不见的手”里。
到黄金博物馆、黄金加工中心、黄金地下矿参观过的中国人不多，就像许多住在上海的人们没去过上海博物馆一样，但约翰内斯堡的黄金城赌场倒是中国人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地方，或许在这座黄金城里也可以挖到黄金，至少在去时一些中国人心里是这样想的。
南非各城市有各城市的特色，比陀利亚 (Pretoria) 是政治外交中心，文化艺术、博物馆、葡萄酒还有鸵鸟都汇集在开普敦 (Cape town)，全国的司法机构设在工业区布隆方丹 (Bloemfontein)，伊丽莎白港 (Port of Elizabeth )是座和底特律一样的汽车城（世界右舵奔驰C系列和BMW3系列都在那里制造），而全南非90%的集装箱是从德本(Durban) 的港口拖出来和送进去。于是，统治者就在黄金城里把交通枢纽搭好，再把金融和贸易塞进去就变成了约翰内斯堡。
提到了黄金、钱和生意，对于这座城市还能讲什么？只能用比喻：“约翰内斯堡是南非的纽约”，中国移民自言自语：“她是南非的上海”，讲效率的生意人再把她的名字缩短，称她为约堡。（Joburg，或是Jhb）
接下去就是最字和数字：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拥有最大的黑人镇索威托，非洲最高的摩天大楼卡统杉滕，非洲最高的塔楼休布罗，世界上40%的黄金来自约堡，经济产出占全国的16%，人口320万，40%的人口在24岁以下，有150处遗迹，600万棵树，27处公墓等。
再版了十几次，编“南部非洲”导游系列书的英国佬理查德提起约堡也连连抱歉：“实在没什么好讲的！”不过理查德曾在95年出版的那本导游书里提到约堡的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场之一。
也许，在95年时算是！
十几年前我从上海虹桥机场飞过去时不觉得，如今再看她，实在是小的、旧的、挤的、而且有点黑，这黑不是指机场的照明光线，也不是指机场里的黑人，而是指代表南非门面的机场部分出入境工作人员的良心。
每座城市都有一句标语，纽约人说：“这儿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必惊奇。”“冒险家的乐园”指的是上海，对于约堡，我会说：“那儿有条近路去天堂或地狱。”
每座城市美与丑并存，纽约第五大街的优雅和布鲁克林的暴力，上海南京西路的时尚和南区咸瓜街的落伍，约堡也不例外，海德公园区的宁静和休布罗街的混乱。
每座城市都吸引喜欢她的人来居住，约堡的移民也来自世界的每个角落，李欧梵先生说：“边界再也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思想上和心理上的。”
每次带朋友从约堡机场出来一转到R24上，来人就张大嘴巴：“啊！这里是非洲？”“你以为我们生活在沙漠，十年不洗澡？”每次我答话的腔调都有点得意。
一日，收到朋友来信：“梦然，今天的'新民晚报'登了张约翰内斯堡的图片，看上去不怎么样嘛，唉！你怎么会去那种地方？”
看！问题来了不是？
二．气候
凡是到过南非的人，只要双脚一踏上南非的土地，首先钟情的就是南非的气候了。尤其在约堡，夏季平均气温25度，冬季平均气温10度，春天的气温比夏天略低几度，秋季则是雨季。
不过，约堡的雨季绝不闷热潮湿，绝不阴沉暧昧滴滴答答地滴不完，雨在秋季是爽爽气气地下，一、二个小时后，太阳就从云雾里高高兴兴地钻了出来，朝你拉开了笑脸。
冬天，男人们说：“除了内裤，没穿过第二条内裤。”
夏天，没人用草席，没人用冷气机、抽湿机，电风扇也是好多人家里根本就没有。大太阳底下，大汗淋漓的赶路人，只要一闪进铺子里、街廊底、树阴下，那身大汗即刻被直直地逼回去。每间屋子里的凉气好像永远乖乖地呆在屋子里，从不出去，或和涌进来的热气搞在一起，
一年四季，晚上，人们都要捂着棉被才能呼呼入睡。
也有些刚到约堡的人嚷嚷：“太干燥啦！”没错，初到这里不懂抹油，不多喝水，没几天嘴唇会爆裂，有的还会流鼻血，全身皮肤紧绷，发痒，掉皮屑。所以移民南非，再省的女人也要多备二罐油，唇油和浴后擦身的润肤乳(Lotion)。
弥补的方法不是没有的。
正是南非干燥而不炎热的好天气，这儿多的是种出来而不是“催”出来的正点水果，番石榴、芒果、百香果、蜜瓜、黄桃、柿子、凤梨、荔枝、葡萄、葡萄柚、柳丁，以及吃的过程被李碧华称为十分色情的牛奶果(Avocado)。
各种水果在上市的季节里，一箱箱地堆在马路边，让开车、路过的人随意选，到了葡萄产地西开普省，装在方盒子里的葡萄在一群群只有桌子那么高的小孩手里捧着，也不Push，只是笑嘻嘻地望着你。
被惯坏了，偶尔，拿一个芒果或什么的来，一咬，皱眉头'嫌比'：“太甜了！”
看过“Sex and City”的女人们，一定会羡慕Kerry和其他三位女郎身着那一套套性感的“露装”翻花样，我不知道纽约曼哈顿的气候是否像约堡那样一年四季阳光四射、适宜、完美。
反正，大暑天，你可以上着露肩细带小背心，下着拖地粗布裤，腰际从不曾觉得汗津津地湿一大片。冬寒日，你亦可披件毛皮大衣，套条贴身短裙，细高跟凉鞋，引来的目光是惊艳、羡慕而不是猜疑。
记住，在南非，女人穿再短、再名贵的裙子不穿袜子，光着脚套进的也许是一双香奈儿的薄底鞋。
长统袜和连袜裤是有人穿的，黑色的、网状的、镂空花的、蛇皮状的一看就可以猜到穿的人从那里出来。穿肉色长统袜的基本上是我们可爱的城里的西西（黑人年轻女子），不管胖人、瘦子，只要看到她们套袜子，就知道“西西”要“出客”去啦。
蔡澜先生说：“如今我们见到的尼龙丝袜，都套在抢劫银行的歹徒头上。”南非抢运钞车的歹徒们，将这一细节漏掉了？不，是他们根本就不要脸！
三．摆摊大军
1992年，南非刚废除种族隔离不久，赤字高挂，外债巨大，经济低迷，市场萧条，民众30%失业率高得惊人。
正在这时，我们来了！
为什么来？
我是因为考了两次TOFEL，第二次的成绩比第一次还要差，在大骂朱宝胜老师TOFEL技巧班骗人，又被美国的兄长斥为饭桶草包时，求在外面的大表哥帮忙，“我只要出去，不管去哪里！”
来时，翻了翻家中一本“各国概况”，对南非记住了三点：1.讲英语，2.总统是白人叫德克勒科，3.人口4700万。
在一大群人的欢送下上了飞机，在飞机上认识了在中学做老师的同乡严司琪，两人都刚从学校出来不久，都没吃过什么苦，二十几个小时的路程聊了十几个钟头，讲到开心处哈哈大笑，像去旅游一般。
清晨六点，飞机降落在约堡国际机场，出关后，我一眼看到表哥的朋友举着“李梦然小姐”的牌子在等我，便激动万分地向他跑去。随后，把严司琪介绍给表哥的朋友马先生，并要她记下马先生家的电话，以便和我保持联络。
马先生是台湾人，他和我在香港工作的表哥生意上有来往，在去他家的路上，他说让我先在他家住几天，他会想办法帮我找工作的。
过了两个星期在马家帮马太太拣菜、洗碗、抱小孩的无聊日子后，终于有日马先生说要带我去见一位老板，在一家小贸易公司里，我见到了一位矮矮胖胖、讲话还算客气的台湾老板，
“你会英文么？”他看着我。
“会，我还会用电脑。”其实那时我只懂一点Basic、Dos之类的皮毛，但出来之前已被教育成在应聘工作时要说什么都会。
“你念什么专业？”
“管理，这是我的文凭。”我恭恭敬敬地递上红本子。
“我要请一位记账小姐，原先的那位去英国念书了，除了记账外，你要兼一些杂活，薪水1000锾（南非币）。”我的红本子，他连看都没看。
“你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我现在就可以上班。”
第二天，我就到胖老板公司上班，这是一家进口运动鞋的贸易公司，我的工作很轻松，接待客户，记账、催账、听电话、收发一些国内和台湾来的传真。老板生意做的不大，公司的客户也不多，货柜一到，几个客户分一分，货就卖完了。空闲时，我一边找学校读书，一边结交新朋友。
此时，严司琪的电话打来了，说也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塑胶制品厂当经理。我很得意自己的一帆风顺，写回去的家信中句句都是实话。不过，在我新认识的一些朋友看来，我的薪水太少了，“打工？”他们不屑地撇撇嘴：“赚那么一丁点花生米的钱，我们出来就是要赚钞票。”
我的这些新朋友全在约堡城里摆地摊的。
接着，我在约堡市中心（Downtown）里看到，热闹大街的拐角，巴士站，火车站、超市门口，都有中国人在摆摊。他/她们都在卖表，卖的是香港表商进口的中国深圳产的廉价电子表，姿势雅点的，把几十块电子表铺在一块可以折叠的熨衣架子上，有的就在街边地上铺块小塑料布，人就蹲在一边。
又过了几个月，每位摆摊者都有了一只三尺长、两尺宽、里面衬着红绒布的黑色木制卖表箱。
谁会想到，我的朋友们就靠那几十块表的小摊位，每月可以赚三、四千块钱！
(92年美金与南非币“锾—Rand”的兑换是1：2.81，各种表进价15锾至20锾，每块可卖到30锾到45锾，表电池进价1粒7毛，卖7锾。）
最懒的，像我刚认识一位屁股似有刺总也坐不住的小女生，在她住的公寓楼下每天摆摊4、5小时，除去房租，(城里附带家具、电器一房一厅的公寓，租金五、六百块锾，大部分华人分租)，扣掉日常开销，（一、两百锾）也可以纯进账两千多块钱，那时“巴结”的摆摊人每月都可存一大笔钱。
在市中心摆摊，一般女摊主的生意要比男摊主的好，我看到来自东北，脸蛋和身材比巩俐还要出色的女生也在大街上笑嘻嘻地卖表，此女毕业于国内艺术学校，随老公来南非定居，跳民族舞的她，当然不肯跳别的舞。于是，就心平气和地出来摆摊挣家用。
一对上海籍的母子在Small street步行街上面对面地分别守摊，身材瘦小的母亲时不时地对她那十四、五岁的男孩打手语，“卖了几个？多少钱？哪一种？”
当时约堡的摆摊标兵是位耐心、温和的上海女同胞，传说她的人气指数和收入经常高居摆摊排行榜的榜首，源自她的摊位固定，价码合理，并有售后保修等服务。日后，转入批发生意，开着宾士车的她，对想接她这个黄金摊位的接班人轻轻地说：“要摊位可以，不过要付转让费。”
之后，每周四班，香港或新加坡到约堡的飞机上都有几位从国内来的新移民，前一天看到他们身穿袖口缝着商标，线条毕挺的化纤西装，带着墨镜气宇轩昂地出现在约堡机场，二、三天后，便看到他们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守着一个卖表的小摊位。
随着市中心摆摊中国人的新面孔越来越多，摆摊的品种越来越丰富，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摆摊的前辈，便开始琢磨着把摊摆到“外围”去，我的朋友称远离约堡市中心几十、几百公里的工业区、商业小镇为“外围”。
随着摊商间的交流，还有一些消息是来自华人批发商根据“外围”摆摊者进货量的估计，人们得知了“外围”摆摊更好赚。于是，中国人的摆摊队伍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地在南非各城市、各乡镇及各工业区蔓延了开来。
不过，不是每个新移民都有资格可以到“外围”摆摊的。这些人必须是摆摊的前辈，别看这些人不懂英文，做买卖时，他们自顾自地讲中国话让当地人摸不清头脑。但这些前辈对于一百以内英文数字的听觉反应已很灵敏，说得也已滚瓜烂熟。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学会了开车，积累了一些资金，可以用一万锾，甚至几千块钱，买一台看起来摇摇晃晃，走起来不时要喝喝水，又有点漏机油的二手车。
另外，前辈们已经相当了解当地人喜爱的货品及规格，他们知道去哪个批发店可以用低价、半现金、半赊账或全赊账的方式进到对位的货。他们也摸清了哪个商业城镇人潮多寡，比较出了那个矿区的人比较有钱，买东西比较爽快。
在“客厅”会议中，我不时地听到同胞讲述摆摊精英在“外围”摆摊的英雄史，其摆摊的业绩，让同行们听得羡慕、佩服、和汗颜。
我曾见过一位广东同胞在远离约堡七十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摆摊，在一顶摆摊“专业帐篷”里，可折叠的木屑板台面和四对木制撑脚组装成的柜台占据了帐篷的一半面积。淡蓝色的塑料布上，整齐地排列了当地的热销产品，有小闹钟、微型收音机、小皮夹、皮带、计算器、TDK磁带、清凉油、缩折伞、太阳帽、钢精锅、陶瓷烧锅、男、女内裤、胸罩、各色体恤、牛仔裤、拖鞋。
帐篷里横拉根绳子上面吊着毛衣、花连衣裙、男式格子衬衫、小孩套装，帐篷的两边挂着学生双肩背包、女人拎包、人造革男式公文包，帐篷前的小架子上搁着“拳头”产品，一只黑色表箱。
在摊位不远处停了辆老式的沃兹威根茨（上海人叫桑塔那）箱型车，看到此车顶上有两条焊死的铁架子，就可确定此车属于广东同胞。
老外在车顶的两条架子上绑健身用的脚踏车和冲浪用的滑板，我们用来绑摆摊的帐篷和折叠柜台。不过，令人疑惑的是此老兄那么一大堆杂货加上他、黑人帮工，还有两把折叠椅在那台小车里是怎么排列与组合的？
从广东同胞的摊位上，我们可以以管窥豹，这是当时个体户外围摆摊的标准模式。
相比广东人的集中，上海摊商的经营形式是发动当地群众，组成一支摆摊“小分队”，采取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深入偏远的矿区和乡镇，设立据点，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
每天清晨，这位战士驾驶一辆当地人叫Combi (面包车)，满载他雇的十几个当地员工和货出发，到了一个个工业区的出口处、小镇的巴士站、超市前，他放下一个个员工和一堆堆货。傍晚，他去各个据点把人和货一个个接回，然后，逐个点货，收货款。白天，他放完摊，便去约堡各个批发站看新货和比较哪个批发站的货价便宜。晚上，他点完营业额、盘完库存，便开始分析哪个据点的生意好，和哪个货卖得好，以便做出进货和摆摊点的合理调整。
他独自一人与十几个黑人同吃同住在远离约堡几百公里外，被同胞称为“鸟不生蛋”的边远小镇一套简陋的公寓里，那种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的清苦和孤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忍受的。
不过，清苦和孤寂是有回报的。
他每月摆摊所得利润，绝不会输给市中心任何一家中型零售店。而且，摊商还不用烦恼店租上涨和税务之类的问题。
类似这样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的'杨子荣'，绝不止上海精英君一个人。我公司一位老外告诉我，有日在位于边境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看到我的两位同胞把装满各种货的Combi（面包车）的后盖打开，在做那整个村子人的生意。
约堡中国人中有不少这样的二人组，我听过最有雄心壮志的一组是准备装满一车货，车顶插面小白旗，不去“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地雷区索威托，而是冲向急需民生用品的动乱国家安哥拉，那哥们说：“去那儿不但可以直接赚美金，或许，还能收购些安哥拉人藏在牙缝里的钻石回来呢！”
后不知为什么，此计划流产了。
大概被电视里看到的安哥拉的实况吓坏了，到处黄土飞扬，到处是饿过头和少衣穿的男男女女，奔来奔去。暴乱中被打死的人，一排排地被士兵用脚踢进一只大土坑，上面飞着一群群嗡嗡作响的苍蝇，边上围着一堆头大、眼睛大、肚子大、脖子细、胳膊细、腿细的儿童麻木地无动于衷地看着。
就在人人嚷着要去外围摆摊时，很少有人把注意力关注到做白人生意的跳蚤市场里。
租摊位要有ID（绿卡），摆摊要交摊位费，卖货品种有限制，要和罗嗦、疙瘩、挑剔的白人顾客和跳蚤市场的白人场主打交道，摆摊人想想在大街上自己拥有的自由就一百个不愿意了。
后来才知道，在专做“穷白人”生意，约堡东区的博克斯波跳蚤市场里，几位做牛仔系列服装和运动鞋的同胞，他们的年销售业绩和总利润一点也不比在外围打游击战的游击战士们低。
一对壮实、喉咙粗，讲话声音乓乓响的广东夫妇在牛仔服装销量上拔得头筹，有人统计过在这个有几百只摊位的场子里所卖出去的一百条牛仔裤中有55条是出自于该夫妇之手。广东夫妇做生意没什么秘诀，他们吃透和摸准了对白人路子的货色和规格，这种货柜到，就全部包下来。
有人到南非著名走低端路线的服装连锁店Mr. Price里，一大排一大排格子柜，牛仔裤一摞摞地叠着，价格还算便宜，R89.99（锾），但质地、颜色、样式都不称心，去旁边店看看505裤子吧，一翻标签，吓的吐舌头，哇！R499.99！
到了博克斯波跳蚤市场，脖子上围条皮尺的广东壮汉摊上，“哗！”一条裤子从层层叠叠的牛仔裤里抽了出来，颜色、样式、质地，年轻人有点心动，“R60！”价钱响亮地一报，人家行动了，
壮汉问：“Try?”（试试）
年轻人答：“Yes!”（是）
于是，壮汉快手快脚地量一量年轻人的腰和腿，再把人家推进那条用脏布围起来一个圆圈圈的“试衣间”里，两分钟不到，人家的头从破布里钻了出来，对壮汉竖竖大拇指：“Ok，Ok！”
运动鞋王的摊上生意稍微差了点，原因是厦门石狮生产的鞋子在鞋面上可以做的和耐克、瑞宝、阿迪达斯一样漂亮但在脚的舒服程度上和粘鞋的技术上比较没有太多的回头客。不过，对于收入少的穷白人和黑人学生来说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
博克斯波，在这个约堡生意最好的跳蚤市场里，牛仔王、鞋王和钢精锅子王等牢牢地霸住摊王地位，他们互不侵犯，但并肩作战，对于同胞，他们严守机密，不想引“狼”入室，也不想与“狼”共舞。
如你偶尔路过此地，或是真的有心侦察地形，想探听摸路这里有没有你的机会，估计你会白费心计。一次，我去那市场买摆花用的架子，随口和一位摆鞋摊的上海女同胞打声招呼：“生意好吗？”
没听见回答，只见一道冷冷地的目光直直地射了过来。
哈哈！当我要去抢她的生意哪？
一句什么时候说都不晚的话：“做什么事都要赶早！”
对于94年前就成为南非摆摊大军中的一员来说，那真是个摆摊的好时光！国内移民中有许多人靠摆摊所得的钱频频带回大陆，还清出国时的欠债，再把家中妻儿老小从国内接出来，请律师办身份，不仅买车子，还可以分期付款买房子，众摊商的日子靠摆摊过的轻轻松松，无忧无虑。
不过，也有令摊商头疼的事，那就是当地顾客的小偷小摸，在摆摊中突然下起了暴雨，驾驶的老爷车在半路抛锚，自己的黄金摊位不远处又多了个“抢饭碗的赤佬”。还有就是政局不稳定，几个党派之间交锋引发的暴动事件使多位摆摊人躲避不及受到的伤害及货物的损失。
93年，一位上海先生外出摆摊时正遇该省的反政府组织者“打、砸、枪”，慌忙逃跑中所驾车辆翻下到山坡，人昏迷不醒，后来还是警察救了他，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
而最使摆摊人伤脑筋的就是签证的过期问题了。
四．地下工作者
北京的同胞说，北京胡同口卖烤白薯的大叔在市工商管理员检查市容前，可以连人带着沉重的铁皮炉在瞬间消失。
上海的“黑猫警长”回忆，上海街头抓脚踏车违章载人时，“黑猫警长”与骑车人在大街小巷天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英国的朋友讲，伦敦街头替人敲背、按摩的中国同胞在巡逻警察缓慢而又庄重的脚步声到来之前，向坐在折叠椅上的客人捶上最后重重地一拳。随后，迅速将折叠椅塞进放一边的旅行袋，装作逛街的游客东张西望，等到严肃的执行警察一走远，按摩师立刻杀了回来，按摩摊又开始营业。
而我们南非摆摊的“地下工作者”（签证逾期的移民）在查身份警察的到来之前和离去之后，撤退和回马枪的速度也决不会输于以上三例。
一天，我在一家印度人开的小超市里买面包，看到一位夹着熨衣板的上海女人飞奔进来，问她说是：“外面有警察在查身份！”几分钟后，一位胖墩墩的黑人玛玛（妇女）匆匆地走进来向此女报告：“Madam，They gone！”（小姐，他们已走了！）
92年，中国移民大部分持蛇头办的，单程的、3个月、最多6个月的“商务考察”签证，在南非移民官脑子还未清醒之际，怀着满腔热血，雄赳赳、气昂昂地揣着“空麻袋”准备来盛产黄金之地扛金子回去，有些同胞的“麻袋费”和路费都是用“豪言壮语”从自家亲戚和朋友处“花”来的。
到了南非后，住满了签证上给你的3、6个月“考察期”，如你不去申请延签，或请律师申请转签，你的身份就黑掉了，你就成了非法移民。
当时，申请身份有几种途径，投资/技术/结婚等，相当一部分中国移民通过这几种途径得到了身份。
那时申请投资移民的投资额为25万锾 (折算当时对美金的汇率相当于8万多点)，一种做法是钱存到关系好的银行，等投资人的绿卡拿到后，过一阵子，钱就从银行转走。另一种做法是有投资人冲着南非投资优惠政策来，在大笔汇款汇进的同时，一批移民也得到了身份。
那时，香港、台湾和当地移民公司都用投资汇钱的方法，帮许多台湾人、香港人、上海人、广东人申请到了永久居留身份，我的身份也是借用我表哥在约堡买房款再找移民律师搞定的。
几年后，南非内政部才发现了纰漏，重新制定了较为严格的投资移民新条例。
另外一条捷径是与当地人（真/假）结婚，但这种方法毕竟不是每个移民都有资格或者说都愿意的。除了要拿出单身证明和钱，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肯和中国移民（真/假）结婚的当地人。
当时技术移民的门槛也不高，条件为此工作职位是当地人无法担任的。我好友严司棋认识了一位当地有背景的商人后，给她编了个职位，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南非的PI（永久居留），付的律师费比我付的还少一大截！
不过，不是每个移民在脚没放平，下一顿饭还没搞定的情况下先考虑身份问题的。问题是，不是每个新移民一下飞机就能马上找到工作的。
依照当时南非的就业率，以及移民持的签证类别和英语水平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资格去当地公司应聘白领，能找到的工作也就是帮台商公司做文书、管仓库、看店、在工厂当“拿摩温—现称经理”，在中国馆子做三角猫厨师，还有在老侨经营的肉铺里帮忙扛猪肉、做下手等。
开始时，新移民有份工作就很满足了，毕竟解决了吃、住的问题，接着就认真工作希望老板帮忙解决身份问题。
对于，外面同胞摆摊的世界很精彩，有工作的人虽有听闻，但不动摇，就像国内在国营工厂做工的哪会羡慕在小菜场卖水产，弄堂口摆馄饨摊的个体户？
可是，大半年过去了，不见老板加工资，身份问题也一字不提，没一点动静，这时，打工者开始动摇了。
（真实情况是，不是所有业主都有资格可以替员工提出申请身份。另外，当时移民法规定不严，业主替员工申请身份，有员工拿到身份后便不告而别。之后，新移民法出台了技术移民要在代为申请的就职公司工作三年后，才能离职或自立门户。）
打工者下班后在公司仓库边的一个小屋里翻来覆去的算计：“每月R600—R1000的薪水，就算不吃不喝，出国时所欠的四、五万人民币要何年何月才能还清。”
而人家老板盘算的却是：“在大陆，你最多只赚200人民币，我包你吃、住，付你近2000人民币，你还不满足？”
现在想想与当年这些台湾老板相比咱们中关村的老总算是心很软，不管怎样至少他还为三位前来应聘，薪水只有一、两千人民币的海归硕士算算人家前期投资的钱。
接着，越来越多的打工者不满现状，一有导火线，或者没有导火线，就毅然而然地和老板决裂，跳出公司、商店、工厂、餐厅，加入了摆摊大军，“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论调被改写为：“有钱能使鬼推磨！”
就在这些摆摊人生意一天天地火起来之时，就在摆摊人忙着找好的货源、找人气更旺的摊点之际，护照上只有3个月、6个月的有效签证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好久。
而在此时忽然听到多个同行因为护照签证过期在摆摊时，被查证移民官/警察查个正着，有的被关进了拘留所，有的关了几天后，便被遣返回中国的事例。
这时，所有持过期签证的摆摊人开始挣扎了。
其实，签证过期的问题始终像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这些“黑户口”的心头。
可那时，约堡没有一家中国人开的移民公司，申请身份要一大笔钱，另外，对于大部分不懂英语的同胞来说，不知怎么办？去那里办？
坊间还有种传说：“中国移民中有几个'奸细'专门举报同胞中的'黑户'来讨好移民官员从而为自己漂白身份。”因此，“黑户口”们个个小心翼翼，不能轻易透露自己的过期身份，有点钱想办身份时也只托信得过的熟人去办。
这就让移民律师和懂英语的搭线人乘机大捞钱，当时申请签证费是没有统一价的，随搭线人（现称中介）乱开，办个一年的工作签证要好几千，永久居留证的开价都是几万以上，有时拿到手的签证还不知是真是假？
因此，一些钱没攒够的，一些不想给洋律师和搭线者宰的，一些付了申请费后，才发现自己兜了远路的“黑户口”，一光火起来横竖横：“管他娘的，摊我照摆，等到真的捉牢了再讲”。
我认识一对中年广东夫妻，他们的签证已过期，说是找了移民律师，资料送上去了，申请费也已交了。
在摆摊中，他们被查证警察真的捉牢了。执法者先把夫妇俩塞进关了多个刚从大街上抓来的黑人非法移民的囚车里，接着，再把他们分别投进男女拘留所。夫妇俩的老乡天天去求那印度籍的移民律师救人，那律师天天保证：“明天，人就可以出来”可是，半个月过去了，人还被关在拘留所里。
最后，是他俩的老乡通过关系另找了一位律师，交了一大笔保释金，人才被放了出来。再见到夫妇俩时，他俩眼睛红红的，神情呆呆的，男人说：“从小到大，我们连蚂蚁都不敢踩死一个，到国外却坐了次大牢”女人的话听了更让人心酸：“阿强，我看到你了，在瑞兴行，你和小忠在放焰火。”原来女人被关时正逢中国春节，而女牢的窗口正好对着中国城那条大街。
接着，夫妇俩每天呆在家里，不敢出去。过了阵子，房租、吃喝、货款、国内债务等问题又把夫妇俩逼回街上谋生。不过，这次学乖了，他们找了位有身份的朋友，一起摆摊，遇到危急时可帮忙看摊。两人边摆摊，四只眼睛八方扫视，一有风吹草动，一见有大盖帽的身影在晃，两人便当场溜的人影全无。
直到后来他们的签证下来了，提起那事还是心有余悸。他们说：“只要一听到警车的鸣笛声，不知为什么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浑身哆嗦。”
另一位刚满二十岁的福建女子，签证过期没几天，大概在别人生意边上“插了一脚”，被人举报，在跳蚤市场摆摊时，被警察抓住送进拘留所。她姐姐去看她，见面后，妹妹号啕大哭，说死也不要关在这里，要姐姐想办法救她出去。那时，已过了下班时间，就是律师赶来也是有力无处使，到后来，变成想不出办法的姐妹俩在一起抱头痛哭。女孩出来后问她姐姐一句话：
“我算犯法了吗？”
“不算”
“那我为什么要坐牢呢”那姐姐无言以对。
从94年起直至今日，中国移民中的“地下工作者”被抓，关监狱，遣返回国，每年、每月、每时、每刻在南非各角落里发生。我有位朋友96年后在约堡开了间华人移民咨询公司，好几次，我们正在聊天，一个电话进来，听后，他马上起身，说是赶着要去救人。
一年愚人节，南非的“华侨新闻报”和“地下工作者”开玩笑，在首版的小角落里登了块小方块，说是内政部对持有大学文凭的各国移民大赦，请有关人士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据说，当天那支专线铃声响个不停，前来报名的人数大大地超过了报社工作人员原本想象的数字。
在南非住，我听了许多“地下工作者”与移民官员斗智斗勇的事迹。
一些在深山老林里作战的单身英雄“杨子荣”，和一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摆摊“小队长”，一边摆摊一边勇敢地和警察捉迷藏。正面相遇，无路可溜，有时狡辩也能当场脱身。（护照忘了带、掉了、被偷了。）
而有些“地下工作者”就是被抓了，也有侥幸脱险的机会。
92、93年，我们见到的警察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白人，他们对于中国移民的关注没有像现在的黑人警察那样“集中”和不怀好意。所以，一些非法移民被抓的情形和国内经济人物落网时的待遇差不多，因为被抓者尚在“嫌疑”阶段，所以客气地被请到警察局办公室，客气地请坐，遇到礼貌的警察还会客气地问你：“要不要来杯咖啡？”
在这样轻松的气氛里，没有“非法”概念的同胞恍惚觉得不是自己的“户口”出了纰漏，而是被邀来这儿开展谈心活动的，老练的、有经验的，就在还没学会敲竹杠、勒索的警察叔叔的允许下，借口上厕所开溜，连护照也不要了。
过几天，熟悉此人的朋友便会在中文报的屁股或中缝中看到：“某某护照因故遗失…….，”
我朋友中有位在外围摆摊的“地下工作者”，他说：“一次，被抓到警局后，趁人不注意慢慢地从办公室摸出去，并把身上的白体恤高举过头顶，作投降状，边晃边撤退，直退到他认为安全地带后，叫部出租车直接回家。”
以后的日子，他出门都在天黑后，不走大门，而是直接从窗外的水管滑下爬上，别人问：“不是脱险了吗？”他答：“不能让邻居知道这间屋子里有人。”那是因为警察局里留有他的住址。
此类急中生智的故事被当作摊商的战斗经验在中国移民中传诵。
不过，也有“地下工作者”额角头碰到天花板的，被抓进去后，蹲了几天拘留所，便由警察一路“护送”到机场，遣返回中国。遣返的机票当然由本人出，如果你说没钱，那好，就请你在大牢里呆着，直到你有了回国的机票为止。
南非政府从来不提供任何非法移民机票的，对付周边国家的非法移民，像津巴布韦、莫三比克的，警察在大街上抓到人后，塞进大卡车，到了边境后，从车上往下赶人。第二天，那些在约堡有份工作的非法移民，便一大清早，扛了条毯子，往边境的铁丝网上一搭，人就跳进来了。另一些，用把铲子在铁丝网下挖个洞，人也就钻进来了，曾读过莫三鼻克人进入南非时，在边界的森林里被狮子吃掉，只剩下一只带血的鞋子的恐怖报道。
中国移民中那些被抓住的“地下工作者”好像通过律师及各种途径保释得多，真正被遣返回国的仍然是少数。
有位在拘留所里关了多日的福建人在机场和大家告别的同时，仍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请有办法的人士帮忙做最后挣扎。在飞机起飞前半小时，终于挣扎成功，坐汽车而不是坐飞机回家，路上大喊：“自由万岁！”
而就是一些被遣返回国的中国人，过一阵子，人们看到他们换本护照或走莱索托“曲径”又回来了！有人说：“人家实在不甘心，实在忘不了白天放放摊，晚上数数钱，那轻轻松松赚钱的快乐滋味。”
五．休布罗（Hill brow）的上海楼
离约堡市中心不远处有个叫休布罗的街区，那是90年初上海新移民的落脚点。离休布罗商业街约100米左右有座6层楼的公寓，因里面住了不少上海人，那座公寓楼在那时被称为上海楼。
人们在上海楼的走廊里、电梯里可以听到：“侬工作寻着了！侬夜饭吃过了伐？今朝生意好勿啦？”等上海话。
记不清92年？93年？上海“新民晚报”曾刊登一篇关于上海人在南非摆地摊谋生的报道，文章中提到的那座上海楼，就是休布罗街区这座上海楼。
上海人在南非约堡摆地摊赚到钱的消息，马上通过各种管道传回上海，共同富起来的意识，让上海移民们的三阿哥，五表弟，大娘舅、小姨子及同学、邻居、朋友心动马上变成行动。
于是，南非那个先驱者就义不容辞地把国内的萝卜一个个地拔出来。那时有人想来南非奋斗，唯一的途径就找蛇头，那时蛇头的生意都好的不得了。
从92年起，如你是上海人，乘坐的也是从上海到新加坡、香港转飞到约堡的航班，要找个同航班的“阿啦”聊聊，度过漫长的近二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和转机时间实在是件容易的事，在每班飞机上你都会遇到一些大嗓门的“阿啦”们。
新来的上海人，都住在休布罗区，挤在邻居、朋友、同事的公寓里，让前辈稍微指点几下，二、三天后就在大街上找个摆摊点，之后，便开始了摆摊事业，而这些摊商的进货处就在同区的上海楼。
精明的上海摆摊前辈在自己住的公寓楼里，在自己的家里开起了批发店，两房一厅的公寓，两间房间睡人兼堆货，客厅充铺面做生意，24小时营业。开始这些上海人批发的货品以电子表为主，后来服装、鞋、皮包、小电器、钢精锅等样样俱全。
随着楼里批发店一天比一天多，老板又差不多都是上海人，于是，上海楼原先居住性质就慢慢衍变成了商业性质，本来租不大出去的公寓，一下子变成了抢手货，楼里一套空房也没有。再过阵子，楼里开电梯的、接电话的、清扫的、管理的黑人都会用上海话和进货的客人打招呼了。
每天晚上七、八点，是摆摊者补货的高峰，上海楼门前的停车场里车停的扑扑满，十几个批发店里个个人满为患，尤其在星期四晚上，楼里两部电梯上上下下忙个不停，里面挤满了中国人，也有少数当地人，这些摆摊人要在当地人星期五发周薪前补足新货，以便在周末里多赚点钱。
到了93年，上海楼批发的名气就更响了。随着批发店的品种越来越齐全，批发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各批发店的上海人就像上海城隍庙富民街第一批经商者，迅速地富了起来，被移民称为南非第一代华人暴发户。
其实摆摊人都知道，能进到货的地方当时还有上海楼隔壁的爱德华大楼和附近的翠园，批发的货品与上海楼批的几乎一模一样，这些批发店的老板还用低价、优惠、熟客赊账等手段拉拢客人，有的还在家中备好饭菜，让摆完摊后直接来进货的客人吃饱了，喝足了，再选货。不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生意远不及上海楼的红火。
非常可惜，仅仅热闹了三、四年。94年后，由于治安的原因，赫赫有名的上海楼就永远成了过去式。
传说是上海楼里有几个批发店遭遇持枪匪徒上门抢劫，掳走了铺面里所有的手表，和店主家的现金。于是，摆摊人开始寻找安全的进货处，上海楼各批发店主也逐渐向约堡的东区转移。
居住在休布罗几座公寓楼里的中国人也从94年起，逐渐撤离。
到后来，除了一、两位中国好汉仍在那儿坚守阵地外，其余的中国人连开车经过休布罗都提心吊胆，鉴于经常有人为了抄近路，在休布罗被匪徒袭击的事件，同胞们说：“宁愿绕远道，也不愿走那下一分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的休布罗！”
而近几年移民南非的同胞也许知道哪个街区是休布罗，但他们一定不知道休布罗的哪座公寓楼曾经是上海商人的发家之地上海楼。
90年初，休布罗大街上，鸟语花香，街心喷水池，露天咖啡座，各国风味的餐厅林立，一间间不同风格的小书店和香喷喷的蛋糕店都令人印象深刻。原本优雅、充满艺术味的休布罗随着市中心白人的撤离很快开始沦陷。
94年后，该街区的书店、珠宝铺、大百货公司、意大利快餐、法式面包店、葡萄牙餐厅全都陆陆续续地搬走了。
后来，她自暴自弃堕落成了约堡的红灯区。如今的休布罗，走的更远了，一到晚间，令人眩目的霓虹灯闪烁着，一派灯红酒绿，纸迷金醉。各夜总会和特种经营场所里聚集着贩毒的、吸毒的、卖淫的、跳脱衣舞、现场表演做爱的，街边黑暗角落里到处可看到流莺在招揽客人，脏、乱、差，是非法移民的聚集地，现在她已是全南非抢劫谋杀发生率最高的危险地区了。
六．开店
1994年4月，南非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投票选举，在罗宾岛监狱被关了二十七年的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ANC（非洲国民大会）领袖曼德拉获胜当上了南非第一届民选总统。
一年后，社会稳定，经济复苏，由曼德拉提出的缔造一个彩虹国家，黑白和多民族和平共处的理论正被渐渐实践。
1995年，去约堡市中心走走，突然发现在各条大街上摆摊的中国人好像在一夜之间不见了。
而由中国人开的商店，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被人们称为黄金地段，市中心的几条最热闹的商业街，President street—总统街，Market street—市场街，Pritchard street—彼恰街 Commissioner street—商业街，Bree street—贝利街，已开始有中国字的店招和中国人的身影出现。
约堡市中心(Downtown)，耸立着英美总部（Anglo America Headquarters）和著名宾馆（Carlton Centre）等摩天高楼，有条时尚另类的步行街（Small street），有座占了大半条街的大邮局，法院、交通局、移民局、银行、连锁大超市，及著名各大企业都落户在那一栋栋欧式的建筑里，那些楼群都用厚实的粗石建造，每根圆柱，每座门廊上都饰以精致的石雕。市中心的街道，横宽竖直，大部分双向，可以同时四车并行，每条路边都划出停车位，方便开车人。
围绕着这些高楼大厦，有四、五百家大、中、小型商店，经营民生用品。其中以服装、鞋、帽、床上用品、家具、电器店为主，也有些快餐店、草药店、理发店等。
在中国移民未进入市中心开店前，市中心的店主大部分为印度人、犹太人、当地白人（英籍南非人）、阿非利康人（荷兰籍南非人）。后几年，随着中国商人大批进入，巴基斯坦人和黑人店主也越来越多。不过，南非本国黑人几乎没有，生意做的大的、好的全是奈及利亚人，他们一上手就把目标定位在中国人不大敢碰的黑人时装上。
中国人经过了摆摊阶段的资本和经验积累后，了解到了其实要在市中心开店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每隔一段时间，市中心的店铺门上会贴出出租、转租或转让的告示，和房东谈好房租，签一个简单的合约，付给房东一个月租金，一个月押金，就可以拿到店的钥匙。接着把商店的安全铁门与保安公司连线的警报装置(Alarm)安装好，(这两项很重要) 把店内粉刷一下，去附近的印度商城，买几个二手柜台，敲几排钩子，钉几排架子，买几个篮子，再去中国人开的批发店里转转，连买带赊地拉点货，往店里一摆，商店就可以开张了。
在约堡开店，有个奇怪说法：“店堂越乱，生意越好”，太干静、整齐的店，黑人顾客不敢进来。这种说法好像有点道理，我到过几家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开的店，货架歪歪斜斜，货到处乱堆乱放，进店时双脚难以着地，有些店没有收银台、也不摆收银机，有些店的地面脏兮兮地像泥地，但这些店的生意绝不会比那些收拾干净、货架排列整齐的商店的生意差。
我多位客户的店都属于这种凌乱状况，有家位于市中心火车站附近的老店，生意一直火红，每天店堂里总有一条顾客等候付款“辫子”（Queue），而店中货的售价与别家商店的价格似乎相差无几。
去问问我们的进口商，只要这些店主要你的货，不管他要你十箱或十个货柜的货，一定付你现金。
去问问黑人巴巴玛玛（成年男女）“那儿东西便宜，能买到我们要的东西，去那儿我们自在。”
有人说：“这是长期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黑人的心态被扭曲，十分自卑。”
严司琪，95年从公司出来后，在约堡中兰德（Midland）的Mall里经营一家小电器专卖店，她说一位黑人巴巴连续几天站在店外看橱窗内陈列的各式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就是不敢进去。
在那些整洁宽敞的购物商城（Mall）里，除了银行，鲜少看到黑人巴巴玛玛在闲逛。南非的一些大连锁超市分黑人和白人客户群，如Ok，Shop rite Checkers以黑人顾客为主，而Pick'n Pay，Game，hyperemra 的客人则大部分为白人和有色人种。但随着黑人翻身当家作主，教育普及，如今黑人和白人的穿着与喜好、代沟已明显缩小，尤其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
在南非，无论商店大小有个特色是统一的。就是所有货的标价没有整数，全是以.99结尾，从R1.99、29.99、……R159.99到R2999.99。我问：“不怕麻烦找一分钱？”人家答：“不进位的数，看起来比较便宜。”
这一特色马上就被中国人开的所有商场拷贝，也满天满地从R9.99到R139.99，但那一分钱的零头，店家从来就是理直气壮地不找给顾客的。
在市中心开店不久，中国店主便会明白什么叫“瑞吧”，那是黑人顾客买货分期付款的当地土语，“瑞吧”的首期可以从10块南非锾起。如买一件R90的棉茄克，客人会在付了首期10锾后，每星期五的发薪日来付10块钱，直到货款付清，店主才把货给客人。
许多时候，黑人顾客付了“瑞吧”首期后，便消失了，可能他/她一直凑不齐另外的钱，也可能他们丢了那张中国人写的中文小收据，也可能他们已经忘记了在一堆面目相似的中国人开的店中曾在哪个中国店里“瑞吧”过？
在南非，大连锁店做持信用卡高收入者的大生意，小零售店就做低收入者“瑞吧”的小生意。
如今，南非各项生活费比92年时涨了好大一截，因此，各大公司对居民各项费用的付款都提倡人性化服务，实质上就是把“瑞吧”发扬光大，如300锾的电费单子，你先付70，余下的可以慢慢付。
信用卡及各类付费的账单都是如此，只要你有在付，银行、电话公司、电力局都不会紧盯着你。当然，付的慢，要加点利息，反正南非人已欠了车债、房债、信用卡债，也不在乎再加些债的小零头。
现在看来，南非人才是最聪明的，他们人人欠着各银行和各大公司的一屁股债，债多不愁，只是负的多一点、少一点，，他们不怕币值贬值，不用算利息，睡得香香甜甜，睡梦中还不时地听到储备银行行长博威尼对全国宣布下降贷款利息的消息。醒来后，打开收音机：“哦，那可不是做梦噢！”
在约堡市中心的街面开店和在Mall里开店的不同是所卖货物的品种不受限制，以及没有对店铺的装潢要求。而在南非的Shopping Mall里开店，除了必须是货品的专卖店之外，对于每家店的橱窗布置、装潢风格都有严格的要求。
严司琪的一位同学，圣诞前夕，在一个Mall一家快要经营不下去的儿童用品专卖店里，放个柜台卖电子表，两天就赚了几千块。不过，一星期不到，该商场的物业经理就把他从Mall里轰了出去。
“这里不是买Banana（香蕉）的！”
傲慢洋人经理的弦外之音就是：“地摊货回到地摊上摆去！”
“规矩多，不跑量，装潢漂亮有个屁用！”因此，很少有中国人在Shopping Mall里开店的，就算有，也是开在市中心或各城镇专做黑人顾客生意的那个商场里。而且，绝大部分只卖电视机、音箱、脚踏车、缝纫机和游戏机。
中国人大部分都在约堡市中心或各城镇的街面上开店，卖的都是中国进口商从国内进口的廉价民用品。市中心里，除了有几家鞋子和皮具的批发店，其他中国店里卖的都是服装、鞋子、包包，和小商品，各店货品的种类、款式、价格都相差无几，不同的只是店的面积的大小而已。
比较有趣的是，一些中国店的店名倒是起的很有气派，看过在窄窄的门楣上写着“巴黎的春天”，还有“天安门”、“太平洋”、“华盛顿”、“大三元”、“发发批发”，有一家先叫A66，转卖后，又叫AA6，还有一家在店墙上用红油漆歪歪斜斜地涂着“鸿翔百货批发经销总公司”。
七．新种族歧视
南非是在1991年6月30日，正式宣告种族隔离制的结束。
对于当年南非白人右倾势力组成的联邦政府实施种族隔离制，台湾政大的曾厚仁教授在《南非黑白》一书中写到：
白人认为人种优越和种族隔离有其宗教上的理论基础，黑人是圣经上诺亚（Noah）的次子哈姆(Ham) 后裔，哈姆因为诅咒神而被降为从事卑贱工作的奴仆，他的后代也应受到这样的天谴。而南非的白人则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来此蛮荒之地传播基督文化的，如种族平等，他们的基督文化则会被黑人拖回野蛮时代。
就这样，白人提出了所谓的格尔文教派的指导思想，以'主奴合作'的理念作为奴役黑人的借口，而黑人被视为摩尼教徒，不可以文明标准看待，白人乃是奉上帝的旨意来统治黑人的。
但是并非南非所有的白人教会都同意这种看法，他们中有不少反种族隔离人士，始终支持弱势的黑人。
种族隔离就是实施不同种族“群区法”和“隔离制”，不同种族之间严禁通婚等。比较滑稽的是当时白人与有色人种的鉴别，因为只能人为地按头发梳理难易，肤色深浅，鼻子高矮，颧骨凹凸，以及脸上有无雀斑来区分。所以经常会有人因为脸上长不出雀斑，而被怀疑为有色人种后，驱除出白种人住宅区。
印度的精神领袖，曾在南非生活了21年的甘地，有次坐火车时，由于肤色的缘故这位律师被赶出了白人车厢。当时，哪怕白人车厢空着，而其他人种的车厢挤到乘客只能放下一只脚，也别想往白人车厢挪进一步。电影院、图书馆、游泳池、电梯、公共厕所都标有“白人专用”的字样。
黑人同事告诉我：“90年前，他们被禁止到白人开的商店里去买东西，在超市里只要有白人在，黑人不许进去。所有的邮局、医院都有两个出入口，正门供白人出入，黑人只能走边门。黑人进城必须要有通行证“pass”，每天下午五点后，所有的黑人被赶出市中心，他们只能住在白人指定的基础设施简陋的被隔离的10个Township（黑人镇）。”
这十个黑人镇中，就有闻名世界的索威托（Soweto）。
只要在南非住了三天以上的外来人，一定会不由自主地看到、读到、听到索威托这个地名。凤凰台制作的《走进非洲》的情节虽然七拉八扯，但在介绍南非那栏里，却没有漏掉闻名世界的索威托镇。这个镇现今人口89万，但实际居住人口（含非法移民）据说有350万？位于约堡西南部，由25个小镇组成，占地约20公里。
索威托在世界上出名是在1976年6月16日，世界各地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这天索威托发生的学生暴动，刊登了被南非警察打死躺在同伴手臂上的12岁索威托男孩彼得森的大照片。
那天，几千名黑人中、小学生走上索威托街头，抗议政府强行将少数白人的语言—阿非利康语作为黑人学生的授课语言。在抗议活动中，警察首先开枪打死了游行队伍中12岁的小男孩彼得森。据目击者描述：“一批批手无寸铁的孩子，他们手中拿着石块，把垃圾桶盖子当盾牌，面对着机关枪朝前走去，前面的孩子被打死了，后面的孩子仍冒着枪林弹雨向前…….，”
当更多的学生被打死后，愤怒的人们开始和警察搏斗，他们烧毁汽车和建筑物。最后，抗议的人们遭到武装警察的镇压，在这次暴动中，被打死175人，打伤1140人。
一位观察事态发展的记者在直升飞机上看到整个暴动现场时说，自己更像是一名在炸弹轰炸后的城市上空飞行的战地记者。
之后，每年6月16日，被为南非政府定为青年节，在索威托的库马罗街竖着彼得森的墓碑和纪念馆。
索威托在中国移民的印象中一直是个混乱、危险的地雷区，对同胞们来说，索威托比休布罗更危险，偶然人们在不想绕远路时，还会大着胆子穿过休布罗，但是，当人们开车在68号路上行驶时，便叮嘱自己仔细仔细再仔细，千万不要在三条分叉路时误入索威托。
95%的中国人没去过索威托，实在是没胆量去！因为常常有人进去后，不用说开的车，连身上的衣服鞋子都被“充公”。
几位“开志花？”（赌博地摊）的广东人（索威托现有黑人西西在人行道上摆摊“Chinese gambling”猜号码，不知这一招是不是向广东人学的？）进索威托后，五公里不到，车和物品全被抢光，只留了条命，连跑带滚地逃了出来。而《走进非洲》之所以能够进入索威托顺利拍摄，全靠有一帮警察大爷在一边罩着。
约堡的导游资料谨告游客，虽然索威托已成为一个观光点，但如果没有旅游公司向导带领最好还是不要独自前往。
有位上海人和他的南非籍老婆曾在索威托里开了家杂货店，旁人都用惊奇佩服的目光看着他。没多久，还是撤了出来。唯一可以让人敬礼的是索威托有几家老侨开的肉铺，谁都知道黑人都是“见了肉就不要命”，难道这几家肉店不收现金？难道最危险的地方真的就是最安全之处？
不过，真的到过索威托的人才知道，其实，索威托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混乱和可怕。
那里的居民按级别分上、中、下三层，最上边是前总统曼德拉前妻温妮.曼德拉、图屠大主教、老革命政治家及一些社会名流如拳击手Jake、歌唱家Chaka、球星 maestro,数学家Thamsanqa、名医Nthato、记者Aggrey，还有近年来在商界崛起的23位黑人富翁，他们开着最昂贵的车，住在有着漂亮大花园、大门上安着摄像监控装置的豪华大别墅里。
中层居民住的是政府建造的类似国内“工人新村”的十几个小区，住在这些社区的人们大多数是当地城里人，受过初级教育，有工作，有固定收入。中层社区的道路宽广，一栋栋房屋排列的整整齐齐，一切商业服务设置俱全。
但没隔了多远，就是一大片下层贫困居民居住的用铁皮、木板、砖头、绳子绑起来的铁皮屋，铁皮屋区没有门牌号码、没有路灯、没有下水道，几十个铁皮屋合用一个水龙头，和一个便池，大部分小屋中还挤着五、六口人。
就像这样简陋的铁皮屋也不可以在索威托或其他区域乱搭乱建的，南非邻国津巴布韦发生了哄抢农场主土地事件后，南非的“无产阶级”也曾有样学样，在约堡东部郊区的空地上一夜之间出现了几百间铁皮屋，这使南非有产阶级一度恐慌，以为津巴布韦的事件也要在南非重演，直到政府出来阻止，强行驱逐这些“违章建筑”。南非人，尤其是大、小农场主这才松了一口气。
索威托居民的交通工具有三种，公共汽车、火车、面包车（Combi—中国人称黑巴），Combi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因为便宜、快、到处可以停车和上车。
索威托的有钱人喜欢开BMW，BMW对他们来讲有两种意思：“Be my wife”—我老婆，“Black man's worry”—黑人的担忧，而对于不敢开BMW的人来说，那意思就是“break my window！”—砸我的窗。
都说南非虽然废除了种族隔离，但种族歧视却是刻在南非人身上抹不去的烙印，在我最初的印象里，感觉不到什么种族歧视。
我老板、老外朋友、邻居和黑人同事、家中管家、都相处和睦。我曾看过白人家中女工病了，雇主带她去看病。选举时黑人女佣和园工坐着白人的车投票，你选你的穆白吉，我投我的托尼里昂。有位黑人园工从中国人店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坏了，白人雇主带他去换，中国店主不肯换，白人雇主一气之下帮那工人把中国店主告上法庭，一些白人雇主吩咐黑人同事做事说话轻声，都带“请”字，完了也不忘记道“谢谢”。
（倒是一些中国人开口闭口“黑鬼、白鬼、印度鬼。”，反正除了他们自己，别人统统都是“鬼”。）
但在南非住了几年后，我亲眼目睹了各种种族歧视，也就知道了黑白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难以消除。
在约堡，我们常看到路上行驶的Baki（小卡车），白人和狗坐在驾驶室里，黑人雇工坐在没有车棚或关在没有透气窗的车厢里。
华人们都知道，在南非连狗都会“种族歧视”，只要黑人从白人别墅门前经过，里面大大小小的狗都会“汪、汪、汪”地冲出来朝路过的黑人狂叫，如路过的是白人则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都说这是因为黑人身上有体味。不过，城里黑人爱干净，特别是年轻的西西，她们爱漂亮，注意个人卫生，我和几位黑人同事长期相处，从没觉得她们身上有异味，问问其他人，一位批鞋店的老板开玩笑：“没闻到？说明今天生意不好！”
南非电视一台（SABC）有套收视率很高的栏目，名为“特种行动”，该栏目专门对社会存在的一些黑暗面予以揭露和报道。
一次，“警察放狗咬人录像带事件”引起了全南非人的关注。几个从莫三别克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被警察抓住后，白人警察把这些人当作人靶子来训练警犬，并拍下录像带作为训练教材。
从电视画面上我们看到，白人警察边喝啤酒，边大声叫警犬“追，追！咬，咬！”几个黑人被警犬咬得鲜血直流大声惨叫，白人警察在一边哈哈大笑。事后，画面上的这些警察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2004年2月，一位农场主把一名前雇工扔进野生公园喂狮子事件，又引起了黑白之间新一轮的仇恨。
97年后，约有1500名白人小农场主被人神秘杀害。警察破不了案，也不见政府对此采取措施，白人农场主只得成立自卫队相互保护，对于不怀好意闯入者，格杀勿论！事后也不去警察局报案。
每当人们议论到农场主一个个被杀，媒体会问：“为什么死的农场主都是白人？”同时，也有媒体暗示这是由于执政党在对邻国津巴布韦抢夺农场主土地时，采取沉默政策后发生的后遗症。
关于南非土地分配的问题，2004年1月的《纽约时报》在一篇“南非的尴尬：白人的土地和黑人的无地”的文章中指出：“南非的土地分配，不能尽快落实。并不是农场主不愿卖土地，许多地主恨不得拿了钱立即走，而是南非政府在1999年缓慢了分配计划的实施，因为分到土地的黑人大部分因经营不善而维持不下去，使政府既少收了白人的旧税又收不到黑人的新税，没有资金继续这一计划。而失去耐心的无地黑人，觉得就该像津巴布韦那样暴力抢夺……，抢夺土地而引起的津巴布韦经济崩溃并不是一些生活在贫困中的黑人所能理解的。”
也许，这也就是南非执政党非国大在2004年4月第三次民主选举中获胜后，宣称：“土地分配问题将在2014年逐步完成。”问题是，无地的黑人肯耐心地等十年吗？
南非作家库切在2003年诺贝尔得奖小说“耻”里，这位亲身经历了种族隔离年代，对种族隔离制度深痛恶绝的阿非利康人描写了南非的土地分配、治安下降、白人赎罪心理等。文章中隐喻了：“如今白人所受到的耻辱只不过是在还前白人政府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等不人道的统治的'债'罢了，而这些“债”中的一部分却让并没有参与种族迫害的年轻人来承受。”
在现今黑人掌权的时代，黑人进入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可是，在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的前后十年中，受过完整教育的黑人寥寥无几。以至，“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形比比皆是，一些担当重要职位的黑人不能胜任，一些现任的白人又不愿意教。众多专业技能职位也随着大批技术人才外流空缺，从而造成了人力市场资源青黄不接，也造成了许多想进入南非的大投资项目由于当地缺乏专业技术管理人才经过评估后最终放弃了投资计划。
2003年，南非一个小党派（自由阵线党）呈书要求政府给年轻白人以更多的希望，确保政府在创造就业机会的运动中不带有种族偏见的烙印。因为，总统穆白吉在国会会议上宣布：“明年5月为止，要为南非年轻人新增7.2万个就业机会”，根据政府将实施的BEE方案，劳工部门要求在新增的就业岗位上保证有85%以上是黑人。
按（You）南非一本女性生活类杂志中一位白人读者的说法，“现在新的种族歧视正在形成。”这位读者，她说她在找工作时，四处碰壁，许多工作机会雇主宁愿聘用黑人而不把机会给她这个白人。
98年后，我们就看到不少白人，身高五、六尺的大汉或中年女子，站在四叉马路的中央，举着一块破纸片（No job ，No food）在乞讨，据有关资料统计，1998-2003年白人的失业率上升了74.4%。
（在2004年大选前，穆白吉前往白人选民区演讲，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同时他也吃惊地发现了部分白人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4月27日总统的就职演说中，穆白吉提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改善卫生条件，降低犯罪率，建设一个新南非！”）
在南非生活了几年后，我们听懂了两句话：
1．种族歧视—白人歧视黑人，
2．种族偏见—黑人对白人的不公
人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一向不太关心政治，尤其到了国外，把生存问题放在首位，除非和我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一般不大会去了解什么是政府的BEE方案。事实上，政府实施这项政策的主要对象也不是针对开小店和小作坊的一小撮中国业主，而是南非各大、中型企业的老总。
不过，从南非中国人经营的一家家店/公司/工厂看过来，几乎没有几家中国业主不遵守政府的BEE政策，中国商人不愿意雇用白人男女的原因，道理就像现在的老板不喜欢用上海人一样，“吃不起苦，架子搭足，工资还要给得高。”
如果当地人（大部分是阿非利康人）肯到只拿小薪水没有任何福利待遇的中国人店里/公司来上班的，十有八、九是酒鬼，只要一发薪水，前三天内一定失踪，直到口袋里的钱花完了才死心。上班后，第三天，开始腆着脸向雇主借钱。
每家中国商人的记账本中一定有职工借钱那一栏，发薪（周/月薪）时扣一点，到了星期四又开始借。雪球越滚越大，直到有天此人失踪。
用黑人员工薪水便宜，（一些中国业主不签合约，按零时工的薪水。）听话，但他们做事手脚慢，像算盘珠，不拨永远不动，数字概念差，一箱袜子让三个人，各数三边，保证出来九个不同的数字。另外，有些员工小偷小摸，吃里扒外的行为让业主伤透脑筋。
一位店主说：“他店中员工午餐顿顿炸鸡，牛肉饭，这些他都不舍得买来吃的食物，每月四百八十大洋，午餐就要吃掉薪水一半，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开始怀疑就开始警惕。
终于有日，“吃得那么好的！”的原因真相大白。此员工趁店主忙碌，把一箱货，从厕所一个虚掩的窗口扔出去，而窗外早已有人在那儿等着接应。店主听到“蓬”一声，出去一看，一整箱牛仔裤从二楼厕所的窗口扔了下来，在店主对该员工宣布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后，扔东西的供认：“以前毛衣，茄克几件几件地扔，接货的'货主'希望他能搞到Full Size（全码）的货”。
另一位接OEM单的厂主说：“他的一位员工每天要买两个大面包喂养他的一家人，此人每天当着业主的面，提着两个大面包进进出出，直到有日业主发现大面包内容被挖空，里面塞满能放进去的厂里的各种货品，才恍然大悟。而此时，面包的故事已经发生了两年。”
类似这样内盗的事，同行们说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于是，一些业主便咬牙切齿地下结论，“不偷不是黑人！”
有几位中国店主在经过讨论后得出结论，雇佣colored (有色人种、混血人种)帮忙做监管兼做女朋友还不错，她们有文化，还算要面子，对薪水的要求也不高，除了有抽劣质烟、喝便宜酒的小缺点外，应该算价廉物美。
这条结论得出没几天，就见一些男同胞开始接交colored女生，再看看那些女生喜悦的表情绝不亚于上海滩老外身边的美眉们。毕竟，咱们帮人家从三顿面包+花生酱+自来水的困境中脱离出来了嘛。
另外，中国店主在对待黑白顾客时，有新种族歧视倾向，绝对种族偏见。
在中国店里我们看到，只要黑人巴巴玛玛进来，特别是那些头顶着、肩扛着红白蓝彩条编织袋（蛇皮袋）的黑人“好客”（hawker—小贩），老板/娘一定马上从收银台上飞奔下来，（市中心华人商店的收银台家家都搭建在高台上，以便店主可以站得高看得远监视顾客和店里的员工）殷勤地迎上去：
“温强尼！”一边握手一边热情地用当地话与“好客”们打招呼。
如白人或印度人后脚跟进来，只要眼角一瞄是位生客，店主眼皮与屁股都不抬一抬，当人家整个透明。
旁观者不解，问原因，老板娘立刻把一堆话扔了过来：“这种人睬也不要去睬伊，买二十几块洋钿的东西，罗里巴嗦，今朝买，过一礼派拜来退，缩水唠，漏针唠，脱胶唠，如不退钱，马上到马路上拉个警察来和你讲大道理，看到他/她们吓也吓煞了，这种生意不做也罢了！你看看人家黑人啥辰光来和我捣浆糊，看中了过来付钞票，啥个Change Room（试衣间）？要试也就自己雅雅地寻只角落头套一套就搞定了，不要发票，不问Guarantee（保证期），爽爽气气…….”
所以说，夹在南非黑白中，一点点黄的我们一点都“不亢不卑”。不过，在潜意识里我们对人有分等级的观念，因此，我们只想和自己同级或比自己高一级的黑、白相处或高攀，只肯对自己有“利”的黑、白献“媚”。
至于，我们的黑人同事、顾客、小贩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他们的朋友时，我们表面上Yes，心里可从没有把他们当作朋友。
白人嘛，唉！在南非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和白人成为真正的朋友，我们也不屑和他们交朋友，一方面，我们看过太多的白人委琐地窝着手进店乞讨2块钱，另一方面，我们又没赚到过白人的钱！
八．巴巴玛玛
记得第一次看到黑人是刚到约堡，在没有红绿灯的四叉路口，一位胖墩墩的黑人玛玛，头顶一个大包包，婴儿用条大毛巾绑在她的背上，手里提个小包包，衣角上还拽个小孩在过马路，四条马路上的四排车辆都耐心地静静地等黑人玛玛慢慢移动到对岸。
（巴巴玛玛是对成年黑人男女的称呼，年轻的黑人女子可称西西，年轻的黑人男子一般叫巴巴的比叫兄弟的要多。）
黑人玛玛头顶功夫了得，平衡技巧高超，顶一罐水，一筐香蕉走几里路对她们来说小菜一碟。
此外，南非有无数黑、白小孩，包括中国人的孩子都在她们的背上长大！亲爹娘来抱小孩，小孩摇摇头，拼命地往黑人玛玛怀里钻，硬拽，小孩号啕大哭。
全世界都找不到黑人玛玛这样的管家，床铺的一丝皱纹都没有，厨房、浴缸，擦得铮铮发亮，大、小毛巾、浴巾一摞摞整齐地叠着，抽屉里袜子、内衣裤一卷卷整齐地排着。外出服烫好了，一套套在橱子里挂着。
依赖惯了。最怕听玛玛说：“要回乡几天。”失魂落魄般，拉着她的手，呜咽：“早点回来啊！”
和白人相比，黑人玛玛对吃是讲究的，她们煮的东西比较好吃。虽然，我早已习惯了吐司、培根、煎蛋和黑咖啡当早餐，但中午时分只要闻到玛玛用玉米粉煮的香香的耙耙，配一锅熬的浓浓的牛杂碎，用手抓来吃，那坚持只吃两块小饼干的午餐计划立刻被我抛到九霄云外。
另外，喜欢玛玛用牛油果（avocado）拌一种叫chakalaka（辣味调料）当前餐，那比'淡出鸟来'的沙拉要好吃多了。
黑人玛玛是不想明天的，她们顾的只是今天，只为自己和家人的吃喝穿住劳作，没有能力为银行里的数字工作。她们在母系社会中成长，一夫多妻的习惯，让玛玛们催丈夫快娶新太太，因为，这样她就可以荣升大太太后少干活，而新太太除了服侍丈夫外，还要帮大太太干活。
但也有些多妻的男人并不负责，洒完种后拍拍屁股走了，生下的孩子全靠玛玛带大，玛玛也不抱怨，小孩多，钱少时，一家都吃玉米糊，有点钱时，玛玛先想到要为孩子们买点肉。天是不会坍下来的，黑人玛玛认认真真地干活，漂漂亮亮地上教堂，高高兴兴地唱歌拍手扭屁股跳舞。
众所周知，中国店主从准备开店那天起，销售目标就瞄准了黑人巴巴玛玛，从摆摊开始，中国人就知道巴巴玛玛才是世界上最优质的“上帝”。
“有钱就花、不疙瘩、不挑剔。”这是中国店主对黑人顾客的赞誉，口气像足当年个体户在上海南京路华联商厦包柜台时称赞外地人。
那些放在角落里、挂在墙壁上，吊在门框头做样品的蒙满灰尘的鞋子、茄克、背包、连衣裙，样式只要是黑人看上的，Size（尺寸）是他/她能穿的，人家二话不说，付钱！什么脏不脏？什么Discount （打折）？一句话都不和你多罗嗦。未了，一声“巴巴，Thank you ！”人家还定朝你裂开大嘴，憨厚地笑笑“Thanks！玛玛”。
面对这么不用哄不用骗就掏钱的好客人。
于是，也就听了许多中国店主把在国内宰巴子的光荣传统发扬到南非来的事迹。
每家店里一定会有一些卖错Size的鞋子或卖剩Size不齐（国内叫断码）的衣服，扔掉？那是万万不舍得。聪明的店主把相近的Size放在一起，随时做好让它们变身的准备。如店中有一只7号，一只6号的鞋子，我们的店主在客人眼皮底下，不慌不忙地边和黑人巴巴七扯八扯，边把早已准备好的Size纸贴上去，一双7号鞋或6号鞋，就由一脸诚恳的店主递到了巴巴的手里。
过几天，那位巴巴又来店里了，人家倒不是来投诉的。而是来告诉店主，他的脚好像有大小，这次他要选双大一码的鞋子，因为他的右脚被夹的很痛。人家买的是两只贴着7号标签的鞋子，当然也不会去怀疑鞋子被做了手脚。此刻，我们的店主好不容易憋住了要喷出来的狂笑，表面上却装作很同情，接着，他又推荐了另一双鞋子给巴巴，当然，这次不会是错号了。
在市中心店里，我们的店主早就备有Size（尺码）标贴，涂改笔，只要客人要货，不管人家要牛仔裤，要绸衬衣，要运动鞋，不管多大多小，我们都可以变出来。人家稍稍迟疑？多问几句，统一地、标准地大声回答：“Chinese Size！”（中国尺码，南非产品一般参照欧洲码）
另外，我们店主虽然不会讲英语，但天生就会察言观色，开店不久，就把外地的、外国的，和本地的黑人分得清清楚楚，对待外地、外国的、不是小贩的客人，用一句上海话“刀磨磨快，捉牢就宰！”
于是，人家本来是“少根筋”，后来变成“多根筋”。从抱怨开始骂：“垃圾”，我们卖的拖鞋，鞋底比KT板还薄，皮鞋衬里是硬板纸，沉甸甸的毛毯被浇过水，体恤洗过一次就缩小两圈，羽绒衫里钻出来的不是鸡毛便是鸭毛梗，妈咪皮包用过几次带子就断裂，牛仔裤的前门拉链总在紧要关头时掉下来。
人家一而三，三再五地被哄骗，又一传三，三传五地传出去。时间一久，中国人经商无诚信的名声终于响亮了起来。于是，巴巴玛玛对我们就越来越不信任，当然也就变的越来越不憨厚了，也不再付了钱后还对我们说：“Thanks your very much!”了。
其实，我们店主心里明白谁是“上帝”的，也许在苦水里泡了太久，要不就是翻身没多久，不懂得做事同时也在做人。
另外，我们店主90年从国内出来时，没受过“七不”和“五讲四美”等训练，因此，脸上的表情永远是严肃的，不但不懂得和“上帝”套套近乎，生意一顺，眼睛里就没人，装腔作势，讲话凶巴巴的，对客人来投诉，小贩多讨价还价几句，便：“去！去！去！”
我看过一位当年在休布罗角落里撅着屁股蹲在一个小表摊前的摊主升级到了进口商后，大概被一些印度人拍马屁、巴结和宠坏了，对开小店的同胞前去进货，也是冷冰冰的，就更不要说是“好客”（hawker—小贩）了。
另外，巴巴玛玛进了中国店，除了看到店主目无表情地站在柜台里，有一些小店，更是全家老小七、八口人挤在里面，客人一进来，煮面的、嗑瓜子的、打瞌睡、做作业的全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目光一起朝人射来，人家走到哪儿，跟到那儿，终于逼得人家放弃，不想花钱买难受，仓惶离去，逃之夭夭。
有店主说：“这样做是被逼的。”在同行间的经验交流中，得知约堡小偷成群，商店被偷的现象泛滥。为此，每家商店都有不同程度地损失。
一位店主说：“看过一位小偷在肉店里把两大板冰冻牛肉，插在上衣内，不打一个冷颤地走出去。”
我的一位客户瑾说：“她店中有位新雇的女管工，曾在店里抓住一个小偷，当那女管工从那小偷裙子底下，'哗'地一声，像变戏法一样地抽出两件衬衣和两件毛衣时，瑾说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切是真的，这么一大堆东西全都塞在那女人的内裤里，怎么可能？”
另一位广东店主郑太说：“最怕的是那些抱小孩的客人，明明看到她们在角落里鬼鬼祟祟，但实在拉不下脸来在小孩身上乱翻乱摸。一次，她店里的保安在一辆小孩的婴儿推车里翻出十几件体恤和衬衣。”
对此，一些大连锁超市和当地店主的对策是，在商场的四周放摄像头，设专门的监视室，派专人监控，或在所售的货品上装防盗信号夹。但这些装置可以对新手起到一定的吓唬作用，绝对吓唬不了那些惯偷的老手。
因为，老手知道怎么避开摄像头，怎么用身体挡住作掩护，他们清楚就是老板自己也不会有那个美国时间眼睛一直盯着监视器，更不要说是替他照顾生意的员工了。于是，老手在阴暗处把信号夹剪掉，在隐蔽的角落里把东西藏在身上，照样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另一些店主则在大门口设男、女保安对每位要出去的顾客搜身、搜包，几年前，市中心有几家当地人开的老字号，顾客们排着长队，高举着双手，老老实实地等店门口的男、女保安挨个搜身查包后出去。搜身检查完毕，顾客和保安之间还客气地“Thank you ”来“Welcome”地去。
但也有几位保安被店主发现和外人里应外合作案，店主们现已要求提供保安的保安公司必须保证保安的操守及忠诚，如问题出在保安那里，店主不付保安费，有些店主则巧妙地利用黑白之间的矛盾来监控保安内部的监守自盗。
中国店，很少装摄像监控系统和防盗信号夹装置，这两项安装费用贵，（装置费约六、七万锾）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不太符合中国人从摆摊以来就养成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老习惯。也鲜少有中国店请男、女保安在出口处搜身查包，每家中国店都雇佣保安公司一、两位持枪保安，那是提防匪徒进店抢劫的。
中国店主对付小偷的对策是先把店的收银台垫高，然后在店的后方或中央放把高梯，由自己人或自己最信得过的人坐上去。优点是尊重顾客，保障人权不受侵犯，效率高，没有死角。
据说此经验来自以前上海最红火的绸布店，带纠察红袖套的退休老伯伯，整日坐在高椅上，用小竹竿指指戳戳，“大家看牢包，当心充手”。
一年圣诞节，我去市中心一位中国客户那儿收款，进店看到店主才10岁的儿子，受父母之命，坐在店场的高梯上，小孩像孙悟空一样地在高梯上手动脚动嘴巴动，“有没有在看都不要紧，上面坐个人，他们至少不敢乱动”小孩的妈妈这样说。
噢，原来他们把儿子当成了稻草人！
另一家客户是一对福建夫妇，他们店中的客人只要超过3个，那位男主人就会很自觉地爬到梯子上去，到他们店里做业务，十有九次我都要用喊的。
如今这招给当地的印度同志偷学了去，市中心市场街（Market Street）有家三兄弟开的老店，我去他们店里展示样品，负责采购的老二老总就从梯子上下来，他家的老三收款经理马上接着爬上去。
九．黄金时代
不可否认，95-99年是中国进口商和中国店主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南非新政府成立不久，各项规章管理制度还不甚全，市场经济刚开放，加上南非轻工业一直落后，民生用品全依赖进口。因此，中国民用品一进入南非市场，低价格的商品就在低收入的消费民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受欢迎，从而间接地带动了当地市场的消费。同时，中国货也吸引了众多南非邻国商人进入南非到约堡采购。
鉴于约堡贸易中心的特色，和交通便利，那段时间，约堡市中心就成了中国进口商在非洲的批货中心，市中心商店的客人除了本地居民，和来自南非各省、市的店主外，南非邻国如莫三鼻克、津巴布韦、博茨瓦那，以及马里、马拉威、安哥拉、赞比亚、纳米比亚等地来的客人占了多数。
这些外国客人大部分都是小贩，开始时他/她们头顶一个“蛇皮袋”跑单帮，几年后，做大了，就叫出租车把货交给货运公司再运到目的地。市中心的店家最欢迎这些小贩，绝不敢怠慢他/她们。虽然，他/她们第一次进你店只是问价，并且，这些小贩在买货付钱前会走遍市中心卖相同货的店进行比价，但是，只要你的服务好，价钱他/她觉得公道，取得了他/她们的信任后，下一天，他/她们可能带一群小贩或一个村子的人来你店里买货！
95年起，南非市场就像个无底洞，任凭中国进口商往里倒货，倒进多少，吞掉多少。也像个饿了多年的下乡知青，刚落实政策回到城里，不管好的、坏的、香的、臭的“照单全收”。
当时约堡有位专做牛仔裤的中国商人，定单接到不想再接，收了客户们的定金，货柜到了还不一定保证有货分给所有付定金的客人。那些付了钱，没拿到货的客人，连半句怨言都不敢有，一个个乖儿子似地等着商人说的下一批货柜到。
96年，在长、短背带裤风靡的日子里，进口此货柜的上海货主们像王志文大腕当年红透大江南北那样，因无法应付，电话不接，东躲西躲。
一伙当地的印度爷们跟屁虫样天天围住一条唯一没起英文名字，混的有名有姓的中国硬汉，硬要他的银行账号，硬要先拨款给他，硬要包销他的货柜。“TMD！和此人进口货种差不多的货主，约堡华商名单里翻翻至少有两、三名，货价批的比他还便宜？”硬汉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其他进口华商的愤怒和妒忌：“这些跟屁虫还不是被人家运货柜的大卡车进进出出给蒙的？”
真实的情况是，此硬汉根本不需要造势或炒作，除了当地的几个一级批，人家恨不得瞒过全天下人呢！
传说此人货柜集中到达时，租了七、八个大仓库还不够放，后到的货柜只能堆放在家中的后园里，此业主的员工每天半夜三、四点钟开始装货、出货，货柜车在住宅区里轰隆隆，扰得周围居民不得安睡，邻居马上拨电话到警局，赶来的警官严肃地对商人发出警告：“如继续操作，法庭上见！”
一个老掉牙的比喻：“上海南京路上掉下一块板子，砸到的十个人中有九个是经理，剩下一个是经理助理。”而在96年时，去约堡的中国美食街—西罗町，堵一家小吃店进去问问，食客中十有八个开店，一个做批发，余下那个是进口商。
“客厅”会议中有领跑腔调的高人，因为经常发表超前意识的宏论而被当作商业咨询顾问，一个集中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做什么生意好？”那顾问想也不想，斩钉截铁地回答：“开店！”
幸亏，该智谋人士没有收取群众的咨询费，因为，此时大部分的摆摊人士早在他发出这条结论前就转正为店主了，就像Window98升级到Window 2000那么自然。
摆摊人士说：“做梦也没想到转正是那么顺利！”而他们更没想到的是开店可以获得双赢！”
只要在市中心里“租块地方”后，摆摊者以前进货、补货都要自己亲身上门去，一个个批发店兜过来、比较过来。现在只要坐在店里，进口商就一个个地摸上门来，看样品、送货、补货，打几通电话就统统搞定。以前拿货要付钱，难得赊点小账还要看进口商的脸色，嬉皮笑脸、贼塌兮兮。现在，账期越拖越长，款子越欠越多，进口商不但不敢给他看脸色，还暗中保佑他千万不要倒。
来源：南非网
|
|
|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南非网 ] 浏览:[
] 评论:[] |
| 010-87050111 85140608 67110869 |
|
|
【字体：大 中 小】【 评论 】【 推荐 】 |
|
|
|
 |
相关文章 |
|
| |
 |
推荐文章 |
|
| |
|
|
请您留言|
非洲商务网 - 经验交流 - 文章正文
